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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黎明、尹午生、陆炳笙三个当年参与案件外围调查的旧警察在和余瘦君仅仅谈了半个小时，余瘦君就弄清楚了以下情况：
关于现场勘查中途被叫停、就是因为那封军统的密函，所有证据基本属实。但由于发现旧警局刑技人员曾经提取过那部电话机的指纹，余瘦君就在和三位留用警员谈话中这个问题得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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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警员小俞回忆去年清明节晚上前往临顿路“避风堂别馆”出警的路上，同车有一位“实习生模样穿便衣的小警察。这个“实习生小警察”既然有资格随同法医、刑技人员进入现场，在当时是符合常理的。不过，再往下想，不合常理的细节就出现了，因为按照国民党方面警察局的规定，警察院校如果安排实习，必然是统一安排，这种统一安排不可能只让一个学员到某个警局实习，至少是五六个学员一起，学校还会指派一名老师带队。到了实习单位，同一组的学员一般都是一起行动的，之前都是这么干的，可这次，居然是一个人放单飞，小俞觉得有些意外，这明显不合规矩嘛!
余瘦君最初以为这个小警察是不是有什么家庭背景特殊关系，在实习方面搞特殊，如果推断准确的话，那么其他方面也可能有特殊照顾，他本人随同法医、刑技人员进人现场后，见大家不那么积极，而他却对某些重要的点位进行了取证，回到警局，上峰要求大家上交现场物证，而他既然有特殊背景，说不定把证据保留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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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实习生，无疑将对破案有重大突破，三人回忆下来，说小警察他是寒假结束后出现在吴县警察局的，上面对他的实习也很重视，还安排的刑技鉴识师莫揽天带他。不过，莫揽天已经准备去台湾了，根本没心思教徒弟，案发那天晚上莫揽天也没出警，小警察在进入现场后他干了什么活儿，三人就不清楚了。法医、刑技人员先行入内，院子里待着的刑警看不到，三人也没留心小警察那是几时离开的。
小俞最后向余瘦君提议，小警察的事情可以去问问杂役老平，因为如果那天上交的证据需要就地销毁，那肯定是老平的活儿。这老头儿虽是文盲，但记性特别好。日伪统治时期，警局的鬼子顾问领教过他的记忆力，竖起大拇指夸赞“大大的好”，还曾动过把他调到谍报科的念头，但他不认字，只能重新当杂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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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瘦君随后就让人即去找老平，苏州解放后，老平被留用，仍是工人身份。等余瘦君跟老平一谈话那真的是大吃一惊，他发现这老头儿的记忆力还真是天生超群，去年清明节那天夜里的情况他记得一清二楚，就像是昨晚刚经历的。
老平回忆道，那天下半夜3点钟前后，他被当晚轮值的总值班主任殷局长的秘书叫叫醒，说局长让他去一趟，殷局长五十多岁，“中统”出身，后因病休养。1947年秋突然出任吴县警察局任代理副局长。所谓代理，其实就是个闲职，但他这个代理副局长一直代理到苏州解放前夕，后来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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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副局长先对半夜唤醒老平表示歉意，然后他对老平说：“食堂师傅已经到班上了，你让他们立即准备一桌丰盛些夜宵，再上几瓶好酒。然后，你就在我办公室门前的走廊里坐着待命”。
老平自是照办，不久外面开来一辆汽车，老平在二楼走廊看到，从车上下来的是七八个法医和刑技警员，手里都提着各自的工具包。老平遵命下楼，殷副局长的秘书钱先生已经站在院子门口，他要求，所有的法医、刑技人员把照相机里的胶卷以及装在贴着标签的物证袋里的物证堆放在一起桌上，然后表示:“大家辛苦了，局座让兄弟向各位表示慰问，大家先去洗个澡，局座已经在食堂准备了夜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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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刑技人员离开后，钱秘书命老平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统统烧掉。老平自然是点头照办。钱秘书似是不放心，还跟在他身后。动手操作时，老平才发现烧这些东西跟平时烧文件资料不同，其中有些不是易燃材质，光冒烟不着火。钱秘书于是就便去食堂取来一盆食油，让浇上去助燃，这才烧干净了。整个儿过程中，就老平和钱秘书两人在场。那位钱秘书解放前夕也消失了，估计也去台湾了。
余瘦君听后十分遗憾，可当一问那个实现的小警察，老平还真有印象，当余瘦君问及，他是不是带包，他的包是否也被销毁，老平略一思索，片刻后开腔道，“他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下来时一只手还在揉眼睛，可他还没走到，就被钱秘书挥手阻止了，说邬少爷没你的事，你把包放回办公室就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去吃夜宵”。于是他就没过来，转身离开了。后来是不是去吃夜宵了我不清楚，后来烧东西时，我和钱秘书聊天，钱秘书说邬少爷是上海人，家里很有钱，老爷子开着两家工厂、三家店铺呢，又说邬少爷跟殷局长是亲戚。”了解完情况之后，余瘦君亲自请老平吃饭，而且还表示，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公安局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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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余瘦君又派人去找邬少爷，一查才知道，邬少爷是自己人，而且还是地下党，就在当晚，邬少爷就和上海市公安局有关领导面对面坐着谈话了，邬少爷大名邬立岳，震旦大学医学院1949年的毕业生。邬立岳考入震旦大学医学院法医班，对此，父母亲戚自然都是强烈反对的，但小邬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家里对此始终不知情。入学半年多，小邬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外围进步学生读书会，接受了革命教育。一年后，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组织。
1948年暑假结束，邬立岳接到组织上的指示，考虑到今后的城市管理，组织上决定让小邬在接受正规的法医教育的同时，自学刑事勘查，要为将来上海获得解放后可以更好地为新中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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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寒假结束进入大四下学期时，学校安排学生实习，可以自己联系，邬立岳得到组织上的批准后，通过其吴县警察局代理副局长的表姨夫殷永福的关系前往苏州进行刑事勘查实践。但形势发展得太快，4月23日传来南京解放的消息，组织上紧急通知他立刻返沪，为下一步接收上海做准备。
1949年4月5日晚上，邬立岳确实参加了苏州临顿路“避风堂别馆”血案现场的勘查。在现场，邬立岳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部分痕迹物证的提取。当然，当时提取痕迹物证之前他都要问一下带队警官，确认该证据属于可取不可取的范畴，他才动手操作。那天晚上，他不但提取了客厅里那部电话机上的指纹，还在法医提取了五个死者(郁钧汉、伍石公及三个保镖，保安团别动队特务的尸体已提前运走了)的指纹之后，用酒精将死者的手指擦拭干净，自己照葫芦画瓢重新提取了一遍。另外，他还提取了部分头发、弹壳、弹头之类的物证，并拍摄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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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局长室传令要求法医和刑技人员停止勘查，立即撤回。邬立岳原本就对这起死伤重大的案件很感兴趣，但局长命令更是让他警觉起来，暗忖这个案件没准儿跟地下党有关，于是他就有了偷偷保存证据的念头。
没想到返回警局后，钱秘书让所有人交出物证，邬立岳 此时确信，手头的证据有必要保存下来。他故意最后一个下车，其实已经把指纹证据和从照相机里卸下的胶卷藏匿在车上，随身带的都是一些随手拾取的物证。不过，钱秘书根本没管他索要证据，就让他回宿舍洗澡换衣服去了。候得钱秘书离开，小邬悄然回到车上，取回了藏匿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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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邬立岳趁技术室无人的机会，把胶卷和指纹卡片进行了处理，再前往邮局，以挂号包裹的方式寄回上海家中，嘱咐家人其代收并妥存。之后，他就时时留心有关临顿路血案的消息，这个案子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被人们忘记了。
不久，邬立岳参加上海地下党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当时他也没空去仔细研究那些证据，只是让妹妹把有关证件妥善保存起来，之后邬立岳在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室当法医。邬立岳这个时候还惦记着那些证据，生怕放在家里不安全，于是将其放入市局法医室归他使用的铁皮柜子里。时隔一年多，他终于等来了“华东八室”的侦查员。事后，邬立岳经余瘦君提议，给邬立岳记二等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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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瘦君拿到邬立岳保存的痕迹证据后，就甄主任打了一个电话，甄真听说已经拿到仅存的一份现场痕迹证据，情绪竟然少有地激动起来:“待着不要离开，我这就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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